古名是怎麼從單字變成雙字的

自先秦以來,中國人的姓名基本上由單、雙字組成。春秋時期的一些奇怪的名字,如秦國的將軍百裡孟,孔子的父親孔丘,也是單個字的名字。但這種稱呼包括姓、名、漢字三個系統。比如百裡萌史明,百裡是姓,孟明是字,名字是名。孔是葛、孔氏、梁叔一個字,葛是他的名。以單字為名,以雙字為詞,是當時社會的主流習俗。

在整個世系的近40代周中,隻有9代是雙字名(亦稱復名),有幾代是兄弟;漢朝28位皇帝(包括被廢的),原來隻有三位改名,但即位後都改為單名;在三國兩晉的皇族血統中,隻有東晉末期被挾持的晉安帝司馬德宗和公瑾帝司馬文德同名。我們熟悉的那些公務員,比如蕭何、韓信、曹參、衛青、霍光、馬援、竇憲、馬蓉、班固、荀子;諸葛亮、關羽、張飛、周瑜、魯迅、典韋、程普都是單名。

為什麼單個名字可以這麼強?

首先要說一下命名的來源。

如果你遇到一個陌生人,你會怎麼稱呼他?有一個近乎本能的表達是“贊成”。早期部落在一起生活時,也要用類似的方式問候人。隨著時間的推移,人們發現用一個替代的名字來交流是很方便的。部落制成為王朝,進入更文明時期。人們開始註意彼此的地址。比如商朝的皇帝大多叫甲、乙、丁、武丁、潘庚等等。後人認為這是取自他們的出生日期。到了周朝,的名字叫昌、法、宋,已經有了自己的含義。後來單名占據了幾千年的時代主流。除了古代的習俗,主要原因還是由於當時的禁忌制度。

中國的避諱制度歷史悠久,“敬諱,親諱,賢諱”。對於這三種身份的人,別人既不能責怪他們的缺點和不足,甚至不能觸碰他們的名字。如果他們用同樣的詞,他們必須自己改變。秦漢時期,封建制度基本崩潰,中央集權,皇帝獨斷專行,所以德高望重的人越來越多。秦漢不僅怕死人,而且和皇帝有著一樣的字音,一樣的儀軌,一樣的儀軌,一樣的山河,一樣的小澤一郎,就連上一代的君王也一定怕。

避免如此興師動眾,所以有些人也有一顆隱藏的心。漢宣帝劉秉義繼承漢室後改名劉詢。他在上諭中解釋說:“古代皇帝的名字很難知道,但很容易犯忌。今天,人們經常寫罪犯,我對此感到遺憾。更忌諱打聽。所有的觸動都是為了讓前者,放手吧。”劉秉義這個名字當時太流行了。如果不改的話,需要避免“生病”和“已經”這兩個詞。說話和處理事情時不註意的人會接觸敏感的詞語並被定罪。為了方便群眾,宣帝把名字改成了問訊,所以就避開了這個詞。而他持有同樣的想法,與韓合,一度改稱傅,漢平帝劉,改稱李。李這個詞比較生僻,回避的場合更少。

在男權社會,不僅尊者要避諱,家族中的親戚長輩也要避諱。如果父親叫“朋友”,兒孫在家裡說話,我就不能守口如瓶,而是找一個同樣訓練的詞代替。

所以孔子說:“入國求禁,入國求俗,入門求諱。”去別人家做客,需要先問他們父母的名字,這樣才能找到相同的訓練詞避免,以免觸犯他們的禁忌。因此,每一個家長,父母,和那些即將成為平價

古人成年後,大人名的使用率下降,所以除了君主、親戚、老師,都需要以人物作為自己的社會稱謂。當時盛行的“名”為單字,“字”為雙字的格局。所以,如果所有德高望重的人,親人,聖賢都是雙字的話,避免豈不是很麻煩?

事實上,禁忌制度就像“以言代名”一樣,源於對父母取名字的尊重。所以名字是要忌諱的對象,所以有“忌諱名字”的說法。漢字作為流行的社會代名詞,不必避諱。

漢語中的單字名固定

然風靡全國,但違時絕俗與潮流背向而行的也不勝枚舉,如:冠軍侯霍去病,漢武帝好友李延年,小舅子李廣利,名臣韓安國,名將趙充國,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張安世,宣帝朝宰相於定國,等等。這其中,“去病”“延年”是對健康的美好願景,“安國”“充國”則代表了安邦定國的志向,都算有因可尋。李延年李廣利兄弟二人出身微寒,父輩怕是想不到兒子將來能成為左右帝國命運的人物,又怎會生出復名有礙避諱的擔心 。

然而,復名者很快就變成了被打擊的對象。西漢末年,王莽篡位,改國號為新。為體現新朝新氣象,王莽以遵循周禮的立場,對國內進行了從上到下的改革,其中以改名最為突出。不僅山川、地點、官職之名被改,就連時人取名,王莽要求:“令中國不得有二名。”

王莽政權僅存15載,但在他風風火火的推動下,原本就流行的單名,更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之中。據不完全統計,《晉書》中出現的人物隻有60人為雙字名,其中屬西晉或三國時期的有12人。這12人大多是齊魯濱海一帶人士,那裡靠近蓬萊仙島,自古盛產方土《晉書》中的這些復名者,絕大多數和修仙修道有些關系。二字名如此寥寥,單字名風行一時,與王莽的推波助瀾不無關聯。

另外,漢晉以來分封宗室子弟為諸侯王時,也有一字王和二字 王的區別。所謂一字王,指的是楚王、齊王、趙王、吳王、燕王等這類諸侯王大多占地廣,擁有3個或以上的郡,享受大片領土的賦稅;而二字王的封地相對就寒酸多了,大多隻有一個郡,郡下大概轄8-20個縣。如濟南王,地盤在濟南郡,河間王,隻享有河間郡。如此來,單字更如北鬥之尊,讓人趨之若鶩了。

單名勝雙名,似乎還關乎天道陰陽吉兇。所謂“道生二,二生三,三生萬物。”一是萬物的根本。中國人講究好事成雙姓是一個字,名也取一個字,合則成偶,代表了圓滿。

既然如此不受待見,雙字名又是如何流行起來的呢?原因有三:

其一,局勢。西晉末期,司馬氏困於八王之亂,周圍少數民族趁勢南下,搶占中原。民族融合的過程中,中原人的名字也隨之發生變化。早期,由匈奴人建立的漢趙,羯族人建立的後趙,巴氐人建立的成漢,氐族人建立的前秦、後涼,羌族人建立的後秦,鮮卑人建立的前、後、南燕等政權,在文化上紛紛向中原靠攏,取單字名但後來鮮卑族的乞伏部、禿發部,匈奴的支系盧水胡族,紛紛帶上本族名字如乞伏國仁、禿發烏孤、沮渠蒙遜上陣,沖擊了單名,復名才有了一方陣地。

到“五胡”逐漸消散的南北朝時期,漢人政權的南朝劉宋皇室也開始以雙字取名,如劉義符、劉義隆、劉子業等。復名由此又引出了班輩名字,即在二字名裡選一個字為固定字,以明辨兄弟和親族關系,如宋武帝劉裕的七個兒子,均以“義”為班輩字,宋孝武帝劉駿的28個兒子,均以“子”為班輩字。

所謂上行下效,皇族帶頭換風氣,底層民眾效仿。《宋書》中出現的245個人名中,復名者有137人,數量壓過了當年風頭無兩的單名。

其二,修仙和五鬥米教的盛行。自東晉開始,“之”字忽如春風拂地,吹進千萬人家。譬如瑯琊王氏:王羲之同輩中名裡帶“之”字者有12人,子侄中有22人(如王獻之王凝之),孫輩以下的有近40人。還有畫家顧愷之、名將陳牢之南朝天文學家祖沖之、“白袍將軍”陳慶之、史學家裴松之,等等,均以“之”命名。“之”既不是班輩,取名者也並非都有親緣關系。

東晉盛行天師教,因為入教需要繳納五鬥米,又被稱為五鬥米教,“之”字就是該教信徒的標志之一。據說是因為五鬥米教的教徽就像草書的“之”,信徒們為了證明自己與該教一體 就紛紛將標志烙印在名字當中。後來,教主孫恩叛亂被鎮壓,五鬥米教就此衰落,加上南朝佛教開始盛行,與五鬥米教相關的“之”字名也就越來越少了。

其三,避諱。南北朝時,避諱規則比先秦漢晉的古人還要嚴格,為此用《禮記》“二名不偏諱”做擋箭牌,如果名字是兩個字的,隻要不是連起來都相同,就無需避諱,比如孔聖人的母親名叫顏徵在,隻要孔子在家裡說“在”不說“徵”,說“徵”不說“在”,就不會觸犯親的諱。兩個字完全重合的概率,比之一個字寥寥,需要避諱也就少了很多。

自此之後,復名蔚然成風,畢竟降低了至少一半的重名率。

再則,雙字所蘊涵義顯然比單字深。大唐名相杜如晦,名字來源於《詩經》的“風雨如晦”,而其下一句是“既見君子”,那麼名如晦,暗示了杜某人或者自己是翩翩君子,或者得遇知音明君,皆是良意。再如“房謀杜斷”另一主角房玄齡,他給兩個兒子取名為房遺直、房遺愛,靈感來自孔子稱贊的古代聖賢:“叔向,古之遺直及聞子產死,孔子為泣曰:“古之遺愛也!’”足見復名的表達力比單名大得多。

因此,盡管復名早已被接受,但唐宋的皇帝,除李世民、李隆基和趙匡胤外,還是以單名稱世。而民間則是單名、復名兩開花,各家可自行選擇,於是方有我們熟悉的白居易、李商隱、周邦彥、王安石、范仲淹…單名與復名旗鼓相當、平分秋色,單名的繼續清冷高貴,復名的則更具詩意內涵,這似乎又可以與宇宙陰陽的大道理暗合,天地萬物,旨在平衡。